（以下皆以姓名第一个字代指作者及被采访者王贺勇） 刘涵哲： 一颗星可以驱走黑暗,一盏灯可以指引前路,我们希望有那么一盏灯,可以用自己去指引方向。 --题记
二○○四年，涌现出许多感动中国甚至世界的大学生：徐本禹、白亚丽、谢勇模……他们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感动着很多人。可是你是否知道，在我们古老的河大园也有这么一个人，他以自己的行动在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甚或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发展做着努力。他的名字叫王贺勇。
（一）走进三农，源于一种爱："我，从农村来，还要到农村中去！为那片热土做出自己的努力是一件很令人自豪的事情。”贺勇曾这样表达自己对农村的那份特殊感情。正是因为这份感情，大一开学不久，贺勇就加入了河大三农发展研究会。在下乡支农调研过程中，他遇见过靠拣垃圾供儿子上学的母亲；遇见过为了弟弟上学而南下打工的１６岁的小姑娘；遇到过为了让孩子上学决定到城市乞讨的母亲……难以想象的贫困、难以想象的悲惨、难以割舍的亲情，友情令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作为当代大学生，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做点什么。五一归来，以前老师提问就发抖的我破天荒的在班里举行了一场报告会，讲述我在下乡过程中的付出与收获。我说我们能做的一个是发挥镜子的作用,反映农村的现实；一个是发挥灯的作用,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一盏灯的话,我们就能组成一座灯塔,照亮更多的人。”
基于这些经历，爱心项目组在贺勇的努力下诞生了。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投入自我的平台。为了活动的顺利开展，贺勇煞费苦心。曾有人“质问”贺勇：这样一帮一你能帮多久？贫困生多的是，你能救几个？他的回答很坚定：“能帮一个就帮一个，一块钱对一个‘希望之星’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每个人拿出一块钱却可以改变贫困孩子一生的命运。这些孩子就像沙滩上的小鱼，我们能救一个就救一个，也许倾我们所有的努力也只是救了一条鱼，但至少我们让其他鱼看到了希望，让他们知道有人在关注他们，爱着他们。爱和希望是战胜所有困难和挫折的最强大的力量。”
（二）“爱心助学”——我称她为事业：“贺勇，很伟大，他的精神和行动一直感动着我们，他经爱心助学当成一种神圣的事业！让爱的星星之火燎原，让爱的阳光充满整个河大园，这是他的宣言。”三农协会现任会长贾西稳这样评价贺勇。
2004年，贺勇去兰考县葡萄架乡贺庄村16次，支教调研达50多天，个人投入资金2000多元。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贫困生，我们可以想象他生活上是要怎样的节俭，才能作到这些。三农人这样说：“贺勇经常穿的两件衣服一件是校服，一件是军训时的迷彩服。”“能不花的就不花，能少花的就少花，为了那些孩子。值得）贺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三）感动自己，然后感动他人：在贺勇的感染和带动下，环规院０３级资管班团支部是在活动刚开始的时候便加入了爱心助学一帮一。现在参与其中的已有四个团体，十多个班级及个人，爱心助学正在走向规范化。同时爱心家园里100多名家人已经学会了自立自强，学会把爱心送给他人。贺勇曾无意中对一个名叫牛莉彬的小女孩说：一个高三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于是她联系了很多爱心家园的伙伴，一起捡废纸，废玻璃等卖了50元钱，送到那个学生家里。
最后，就让我们把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组委会给徐本禹的颁奖词送给贺勇吧：他用一个大学生稚嫩的肩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也许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能让孩子们的眼睛铺满阳光，爱，被期待着。贺勇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天涯网记者尹冠立走访了我校三农研究会爱心行动家园负责人王贺勇。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尹：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三农的？
王：刚进大学时，03年10月25号，我到老校区去，看到很多社团都在招新。
尹；那怎么选中了三农？
王：本来我就是从农村过来的，看到三农就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切感，在高中时也看到过一些大学生下乡支教的报道，报名时老成员给我看了他们暑假时支教的一些资料，当时就很感动，我也是一直想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吧，于是就决定加入三农。
尹：三农研究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王：03年4月。当时成立时就十来个人。
尹：那你应该算是元老级的三农人了呵呵。
王：是的，第二代。
尹：一块加入的朋友现在还多吗？
王：03级的就剩我自己了吧。
尹：做不长久。我看你们现在的招新还不错的。是不是常出现这种情况，开始大家感觉挺新鲜的，可做一段后就发现很单调，很辛苦，于是不久就会有约好了似的大批人退社？
王：有时会有。我们也不奢望所有人都能坚持下去，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注重看准谁是能够做长久的。
尹：的确。它与别的社团太不同了，既不是那种文艺的，非常轻松，大家都是玩玩，交个朋友，也不是那种可以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那种。
王：是的，像学生会，你加入后就会感到高人一等，还有的社团可以加学分什么的，可以从那里获得一些东西，可我们三农，你要加入，它就需要你去付出，不停付出，而这个过程就可能会很痛苦，时间、精力，金钱，还有承担周围一些人的不理解。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有些人发现这个社团是这样时，他会选择退出，这个可以理解。而我们在招新时也越来越严格，选出真正想做事的人，我们会出很多题，比如问他们对自己家乡的看法，如何改变等，还有严格的面试。
尹：真正想做这个的人多么？
王：我就想我们做这个事业是非主流的，我们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上大学前我觉得三农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主流问题，因为上边一直在说，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等等，可当我真正做三农时，才发现它依然是非主流的，他应该是主流的但实际上不是，具体到大学，关心的人很少，做的人也很少，坚持做下去的更少。
尹：嗯，即使诚然大家也都很关心，但一旦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就太难说了，他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也知道改变这个现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就是因为它太沉重、太复杂，太粗糙，于是他不想面对，不敢面对，他会给自己找各种很正当的理由去说服自己远离它，可能一些人开始时还有一些改变家乡啊什么的想法，可在现实中他不知不觉地就忘了自己的初衷，一切都朝着自己独善其身努力了，甚至很多人更差。
王：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很好，可要让他付出时，他会马上选择避开，因为他知道这付出的巨大，他知道即使付出了也不知道目的能不能达到，所以，他会很理性地选择放弃。
尹：这种理性是一种很狭隘的理性，一种个人功利色彩过于浓厚的理性。与理想主义者相对，这是所谓的理性广义者。
王：就拿上大学这件事说，我们上大学为了什么，很多人只是为了摆脱农村，很多农村出来的学生都看不起农村人，就像农村跟他有很深的仇恨一样。
尹：这没有错，摆脱农村是好事，这种恨有时也是一种有益的恨。错只错在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忘了自己还有社会责任，责无旁贷的责任。
王：是的，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他知道农村是多么苦，多么累，多么脏，所以他远离，而城市中长大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农村的现状，他们对农村的认识是媒体那种城市主观色彩的认识。
尹：你们协会中家庭背景在城市的有多大比重？
王：百分之五多一点儿吧。你看像直到现在那些主流媒体，也只是在中央开个农村问题会议了，或农村发生了什么大灾大祸了，才报道一下，说农村问题多严重，我们要去关心它，改变它，喊喊口号，但平时一以贯之的仍是说农村多脏，农村人素质多低，特别是对农民工，还是很歧视的。
尹：有件我很郁闷也很气愤的事，就是在很多媒体在谈八十年代这拨人的时候，它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什么喝可乐长大的一代，它们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算在数里，一提八十年代人，他们就会那样想，他们可怜的思维已定在那儿了，所有媒体都这样说时，好像这件事是很正常的，但这真的正常吗？农村九亿人，那么大的比重。这种公然的无视与遗忘让人觉得特别气愤，无耻得让人心寒。
王：是。几千年来，农民们何尝发出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现在媒介这样发达还是这样，以前更不能想像。是有一些为农民代言的知识分子，可那究竟不是根本办法。
尹：提起这个我想到一些更为无耻的人，就是我看到很多所谓的学者，他们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的面具和买卖，他们也许会在报刊上发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以表示好像他有家国情怀悲悯之心，又以此换来他想要的那种功利的东西，但他除了那几篇形式主广义的文章外，他拿不出来实际行动，他的衣服从来是最干净的，他的文章发表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乐巢，继续他的花天酒地或风花雪月，真正像温铁军这样的人真是太寥寥了。
王：很多人就是附在三农这张皮上！靠三农吃饭！
尹：另外那些腐朽的文人们更不用提了，如王安忆，还有我喜欢的散文家筱敏，特别憎恨她们发那些什么农田消失，只有靠六亩稻田谛听天籁了的感叹，她们个个吃得蚕宝宝一样白白胖胖，天天打着响亮的饱嗝，却根本不知农人们的疾苦，她们关心的只是可怜的风景，她们不知道农民也是人，也要生存，看病，上学，也想尝到一点文化的糖水，她们不知道在农村生活的困窘、压抑，艰难，那磨盘样的重压与鸡毛般的琐屑，她们一边赖在城市，一边给她们想像中的田园牧歌发着情书，她们想要的实质上是地主的行宫，真让这帮人去当农民去锄地拉粪喂猪，你看谁不比谁躲得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还有我曾看到歌手老狼在回答歌迷问他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时，他说是农民，对他的天真表示同情外，我心里涌起的更多是这个社会的可悲，城市与农村的隔膜是如此之大，很多城市人对农村的认识是如此荒唐，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一辈子的身高都长高不过那片尘土的巨大悲哀，而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诚然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大方向还是没走错路的，想必你和我小时候也一样，是那样的渴慕城市文明，富裕，干净，说话好听，举止文明，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总之反城市化就是反文明，反人类，在这方面我偏激一点，我信奉的就是“宁可废于都，不愿归于田”
（编辑注：此处部分谈话省略）
尹：具体谈谈你们爱心助学组的事吧。
王：主要的活动有爱心助学一帮一、下乡支教、文艺义演、募捐义卖、演讲宣传、帮村里办广播站、图书馆、还有这次的作文比赛，很多吧。（编辑注：以上缩略）
尹：从你们的行动看来，你们诚然重视物质方面的工作，但好像更重视在精神文化方面给他们以传播鼓舞，你们是不是有意识这样侧重？
王：是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辍学问题，现在农村学生的辍学问题依然很严重，但物质原因已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了，更多是观念与精神的因素，形成了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因为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上学的成本太大，机率太小，像我那时的中学，初三刚开始时全校有五百多人，而过年以后，只剩一百四十多人了，我上学都成独来独往了。前两年，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地处农村的初中倒闭了，好的老师能走的都走的，好的学生也都不在那里上，剩下的老师学生都很灰心，上边又没人管，工资也不正常，于是慢慢人越来越少，最后就消失了，而这样又进入一个更坏的局面，就是后来学生上学的选择更少，机会更少了。
尹：是。在十几岁的年纪太特殊了，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可以是让他一瞬成大，可以忽然给他一个一生都很高的起点，也可以把他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以后他想冲出去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结果出来后也许这结果对他对社会来说早已过时了。 尹：农村是文化的荒漠，加下各种可笑的成见与陈规，那种闭抑对一个有灵性的少年来说几乎是窒息式的。
王：所以我们就要一点一点打破它，给他们送去外面新鲜的空气，能做多少做多少，因为我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它或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然而你要真的做的话，你就必须牺牲自己，有时我就觉得我一直在燃烧在燃烧在燃烧，可我不知道即使我燃掉了会有什么结果，有些朋友也在问我，你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我记得有一句话，开始时我不知道是北岛说的，后来知道是他说的，（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是，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们中学时可能都写那种作文，就是说长大了要做一个大写的人，要做什么英雄，可能现在很少人这样说了，我想我就是想做一个我理想中的那种人，一个虽然平凡但是真正的人，我知道我应该做的我能做的，所以我就要去做，我做的事是我理想中想做的事，我的理想正在我的行动中变为现实，这就是我人生的理想，这就是我理想的人生，这一切对我已足够了，虽然有痛苦误解但我不会放弃，因为我有更大的快乐，其它名利什么的更不重要。
尹：固执地按理想行事，你觉得这是不是就是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我也看到了你在其间很尴尬的挣扎，比如你的学业，你下一步如何办？你的退路呢？
王：现实诚然很重要，大家都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不是不承认现实，但承认现实并不是就需要向它讨好，向它妥协，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做一些积极的尝试，即使失败也无所谓了，因为这尝试已是一种骄傲。
尹：一个平凡但真正的人，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已不多了，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必是有主见与力量的人，他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会向什么时代、现实低头，而是要求时代、现实向他低头，他会用各种办法去试着利用它们，为我所有，去创造他理想中的那种东西，去改变它们本身，他会为了这个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的。
王：能不能成功，被不被认可都不重要了，更何况现在我越来越感觉我们做的事并不是这种状态，在这个社会中，很多人还是有着责任感的，也并没有放弃对真理、正义、良心的相信与追求，我们并不孤单，这条路的是通向光明的。
尹：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光和盐，（编辑注：并非自比）说这样的话好像太大了，但事实就是如此，从晏阳初、梁漱溟、到费孝通，再到温铁军及李昌平，离近点儿的有何慧丽，而榜样的后面更是浩如烟海。
王：我一直想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海边的行船与灯塔的画面，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是一盏灯的话，人多起来我们就会垒成一座灯塔，让船上的人不再怀疑前方的现实，就是不再怀疑我们的时代与现实，因为那里不再黑暗。
附一：
采访手记
第一次打通贺勇的电话时，我没想到他的声音会是那样单薄，而我想像中的他是那种叱咤风云式的人，他很客气还有点慌，我就想这肯定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在一个下午我们见面，帮他看了一些“农民之子”的征文，工作中的贺勇有些慌不择路，但非常认真，我们有什么意见，他会马上掏出工作日志细细记下。之后，去吃饭，他不善言辞，埋头吃饭，只在叫到他时才笑笑。饭后，很认真地要给我钱，并搬出三农的规矩来助阵。晚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谈得有点苍促，但在他登上返回新区的校车时，我们再见，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光。
“农民之子”得奖的学生来河大老区时，我在南门看到了他难得的笑容。等孩子们进了校园，贺勇长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在“农民之子”作文比赛颁奖时，我与他坐在一起，我不得不注意到他从头到尾都在拼命鼓掌，不客气地讲，他的掌声的确是最响的。在“打工子弟之歌”朴素而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他第一句就开始大声地跟唱。不只是感动或激情，我更愿意将此理解为他疲惫的一种释放。后来他向我提及一些工作上准备得不充分，很较真地遗憾，我觉得这种心细与周到对这样工作来说有些苛刻了。
后来，在老校区给他拍照，他的动作与姿势有些生硬，他不会作秀。
理想主义在这个社会几乎成了化石，对于贺勇，我觉得他是，但我想我们也不必对以后的他这样苛责要求，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这篇东西的名字，我还是定为《王贺勇，拿青春为理想主义埋单》
附二：
与他的工作搭档小崔的对话片断
崔：这个人不善言辞但想法很多，你们应该能谈得来。
尹：嗯，但等我们进入状态后，他立即变得敏感而雄辩。
崔：他固执得要命，很注重自己和别人是否用“心”做事，为此他宁愿付出更多，我们谁也动摇不了他，跟我们也有急的时候，谁都不敢惹他。也正因为这种固执，他才能一直做下去，几乎成了信仰了。
尹：所以这不只是理想，成了理想主义了。
崔：他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知他是否还相信“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
尹：实现是次要的，有这个就足够了。
附三：
我的朋友贺勇
崔洁莹
深夜，手机意外地响起，是一条短信：“我喜欢生命里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安定和缓慢的成长，喜欢岁月漂洗过后的颜色，喜欢没有唱出来的歌，更喜欢和正在看短信的人做一生一世的朋友。晚安。”这是贺勇发过来的，他的短信一向单纯又温馨。于是回了句“晚安”，关了手机安然地睡去。
贺勇是我的朋友，亦是“三农协会”里的战友。他在学校里很有名气，作为“感动河大”的十名学生之一（而且排在首位），他被太多的人赞扬和尊敬，写他的人不少，谈论他的人更多。“王贺勇”这个名字在大家心目中就是“爱心助学”的代名词。然而今天我要写的是我所认识的贺勇，那个在光环的笼罩下疲惫和孤单的贺勇。
认识贺勇是在三月份，那时我刚加入“爱心助学项目组”，贺勇是新区的组长，于是会长便介绍我们认识。
贺勇的平凡与朴素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农民的儿子嘛，总是一副很朴实的样子。但我没想到自己竟会跟贺勇谈得非常投机，而贺勇也很信任我这个对农村一无所知的新“三农人”，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加战友。
只是，跟贺勇走得越近，就越感到无奈甚至悲苦。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师兄偷偷告诉我说，下乡时谁跟贺勇分在一组谁就倒霉。因为他工作起来实在是太拼命了，每每开会到凌晨，早上六点不到又爬起来跟农民一起买菜，整理材料，自己累病了也不说，直到无力起床......当时我听了只是惊讶和敬佩，后来真的跟贺勇一起共事，才体会到他对“三农”真挚的感情。
农村的那些孩子是贺勇最深的牵挂，为了他们，贺勇经常下到农村去，辗转于各个乡村中学之间，认真调查情况，耐心地跟孩子们谈心，并与老师们建立联系，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回到城市，贺勇还要动员更多的人帮助那些孩子，给他们寄钱、写信，还送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影片给当地的中学。贺勇称那些孩子们为“希望之星”，他总说那些孩子天真、活泼、可爱。为了他们，贺勇付出的太多太多。
我曾跟贺勇一起下过两次乡，说实话，每次都让我疲惫不堪。第一次我们看望了分别住在不同村庄的两个“希望之星”，跑了一整天，却在下午5点多才吃上“午饭”。我当时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抱怨贺勇纯属“虐待”，而他却淡淡地笑，说吃不上饭是常事。第二次去时又赶上炎热的天气，我们迎着正午的太阳在麦秸秆铺成的路上骑车，当时我严重体力不支，而贺勇却在前面疯了似的赶路，我大喊：“跟着你就是倒霉！！”贺勇笑，却说不出什么。
贺勇平时话不多，可只要是面对那些孩子，他的心就细得要命。贺勇每次给孩子们写信都在信封里放几张邮票供他们回信，有次我和他一起到超市给一个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买奶粉，他又提醒我再买一个杯子，我说：“这杯子就算了，她随便找一个就能用，我们这么远拿过去不方便。”贺勇严肃地说：“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们的贫穷。”
贺勇为“爱心助学”所做的牺牲是常人想象不到的，他往返于城市乡村之间，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贺勇本身就不富裕，整日穿着校服或者军训时发的迷彩服，省吃俭用。最令人担忧的是，贺勇为“三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学习就渐渐跟不上去了。他总说自己无法专心地学习，为此我几乎是要向他发脾气的，我不愿他牺牲太多，不愿他有太多的苦涩。
真的，贺勇的心是苦涩的。一直以来，他在“爱心助学”这条路上艰难而孤独地行走。人们敬佩他，赞扬他，却不理解他。有一年春节，贺勇不顾家人的挽留，一个人下乡和孩子们一起过了节，回学校后独自躺在冰冷的床上，想到家乡亲人的不舍，想到自己的付出，想到渺茫的结果，就默默地流下眼泪。这些是我在翻阅“爱心助学”资料时无意看到的贺勇的日记，他自己是不会跟我们说这些的。“男儿有泪不轻弹”，贺勇却为“爱心助学”流过好几次眼泪。我知道，这不是因为贺勇脆弱，而是他对农村的孩子们爱得太深。
我真心希望贺勇能疲惫少一些，快乐多一些，希望他不要再这样无休止地牺牲自己。但我无法劝阻他。贺勇不善言辞，每次总被我激烈的话语弄得哑口无言，然而他从未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即使是失望、孤独、迷惘，他也还是要走下去。我不知道，那些宣传他赞扬他的人懂不懂贺勇心里的苦，我懂，真懂，却无法拉他一把。我只有跟在他身后，让他觉得自己还不是太孤单。
今年期末考试结束，贺勇跟我说他交了两张白卷，因为他一道题也读不懂。我一时间愤怒得不能自已，却又不知该去怪谁，只得简单说两句就匆匆离开。
一看到他瘦弱单薄的身影，心里就一阵阵地难过。
5月中旬，协会搞了一台联欢会。贺勇把孩子们接来，让他们在台上尽情唱尽情跳。他一个人在台下跑来跑去地拍照，脸上时不时泛起微笑。我在一旁静静地看，被他的笑容感动。那时的贺勇，该是最快乐的。
贺勇曾对我说，他大一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坐公交，到不知名的地方下车，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我淡淡地说，可你每次都还是回来了。
我的朋友贺勇，就这样迷失在孩子们的眼神中，迷失在金黄色的麦田中，迷失在自己的善良与无助中。
我知道，他还是会找到方向的，一定会。
一个永远让我失语的人
——在没有行动之前，我汗颜去论及他
作者：昭然
虽然与贺勇算是有着较深的交情，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却并不很多，每次都是看见他那高大但瘦削的身影在校园中来去匆匆，就跟他说话时一样。或许是一贯的忙碌使他习惯了那种言行的简洁和利落。
有时候短暂的相见，但他的身边总是有很多攀谈的人，和那永远也说不完的事，除了工作中的事务几乎没有跟他闲聊的时间。他挂在嘴边的总是那些关于他的三农事业，爱心助学活动。
他的做事认真确实是出了名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或许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异常固执而永远充满热情的人。他可以为做事几近忘乎自己的身体，记得去年似的暑假我们去兰考下乡的时候，他的老胃病又持续发作，每天就只吃些很清淡的东西并且很少。大家劝他休息，但他并不比任何一个人闲着，我们刚到达的那天，就是他早已提前赶到并为大家准备好了午反，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天天起个老早跟他一块到村边的馒头店去买馍，便成了我开始一天工作的第一件事。为了节省开支，他宁可多跑好长一段路去村里更远的馒头店，为的是能多出的那几个馒头。
面对眼前的这个人，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我感觉很难用一段具体的文字可以说清楚他。而更多的是他那种执卓的“敬业“精神，每每都让我备感语言的沧桑与无力，他所敬的这个业是远非一个人所能承担的了的，也不是他必须得承担的，但他依然那么“固执”的坚持！
邢保振回复：王贺勇：拿青春为理想主义埋单
触动
感动
心动
我该如何行动……
看到上面的文字
一来觉得贺勇在这两年里面成长了很多
二来对贺勇的了解和敬佩也增加了很多
三来贺勇确实具有打动人心的高尚人格
贺勇追求的事业注定是没有尽头的征程
但是即便“理想终未实现”
贺勇的人生价值却将在这无休止的跋涉中实现！
祝福贺勇！
祝福贺勇的爱心事业！
责任编辑：曹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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