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本世纪之初，中国农村矛盾异常尖锐和青年学生普遍迷茫困惑的社会大背景下，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的温铁军教授和社科院农发所所长张晓山等教授共同发起了大学生返乡调研活动，并在他们的支持和指导下，于2003年之后全国百余所高校纷纷成立了支农类社团，轰轰烈烈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就此展开。在深入的农村实践中，大学生在实现着自我的改造和对农村的思考，并在这其中总结出来了支教、文艺、公益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支农方式。在这场已经持续了十二年之久的运动中，参与其中的青年大学生们在实践的同时，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大学与人生等问题的抉择，并且在这思考中自觉不自觉地对比着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寻找价值与出路。
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伴随着三农问题凸现出来的就是两亿多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根本出路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关涉到整个中国城市化的成败，在这个背景下，同样也涌现出来了一批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大学生组成的关爱农民工的团体，他们也在深入的工厂调查和媒体关注及学者、政府的支持干预下进行着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同样的激情和理想也在塑造着这一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中坚力量！
笔者作为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一届负责人，在社团的两年中参加了比较多的农村实践活动和对外交流活动，并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支农社团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前景。本文主要结合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探索过程和特点来谈一下当代支农（工）社团的发展道路。
思想启蒙与救国运动
中国的现代大学诞生在清末民初的内忧外患之中，并且在西学东进的启蒙思想浸润之下快速成长起来，因此中国的现代大学在成立之时就被赋予了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神圣使命。而这一使命也成为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自我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参照系，他们试图唤起那时依然处于休眠状态的中国民众的自我意识，从根本上把自己和同胞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救亡图存。在这一时代使命的指引下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他们纷纷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社团活动和社会运动，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教育、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工人夜校、新民学会的自修大学等，正是这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追求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刻批判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断的社会变革努力才使得中国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如今反观我们当代的大学，如果在八十年代初的知识思想界的繁荣景象称得上是中国的第二次启蒙的话，那么很不幸，这一火种并未延续多久，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侵入和随之而来的大学产业化改革，消费主义、极端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种主义一拥而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政治课本上的教条，大学不再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精神圣地，而渐渐沦落为职业培训所和知识百货商店，伟大和崇高成为历史名词，迷茫和娱乐开始成为主流。这也就是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诞生的教育背景，所以温老师说大学生到农村去与其说是救农村倒不如说是救自己，所以刘老师说我们这一批在全国千余万的大学生中不到一万人的支农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然而，在这多元化和娱乐化充斥的年代，我们的支农人整体上依然缺乏一种自觉的对思想与理论的追求，和广泛而深远的探索实践，更多的是局限于传统的支农形式争论上，缺乏对于农村、对于当今社会乃至世界更大层面的关怀、思考和探讨。而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及所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在很多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并且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过很多的不同的思想和社会行动，而这对于我们今天更好的认识、思考和改造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帮助。（当然，中国的问题要看到其特殊性，万不可盲目师从和照搬）。
从学生活动到群众运动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学有什么好的传统的话，那就是非常重视田野调查，这是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功绩。而社会调查同样也是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应该是对这一传统的最好概括，这一传统的形成也要追溯到五四时期的社团活动。当年北大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到北京郊区农村进行“家庭改良”、“男女问题”、“妇女缠足”等启蒙教育时，遇到了比我们现在的农村支农要惨淡的多的局面，留声机响了半天招过去几个好奇玩耍的儿童，妇女、老人甚至小学教师多是冷淡对待甚至避之而不及。也正是这些打击使他们逐步意识到要进行真正社会变革的人，首先要知晓民众迷信的根源和韧性，使他们开始懂得孕育中国传统积习的真正情境。在启蒙初期只是偶尔进行的社会调查，终而成为走出北大，与群众进行交流的方式。同样的，后来的长辛店的工人夜校也因百姓缺乏兴趣的明显失败而不得不深入社会调查，从而更有效地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传播到社会中去，长辛店的工人夜校也成为了新诞生的共产党和工人接触最早、最有效的地方。
认识社会和做社会研究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理论研究，二是经验研究。黄宗智提倡经验研究，认为单纯的理论研究容易形成规范认识，从而忽视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和鲜活性，用叔本华的话说就是将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支农（工）活动的有益有效开展以及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认识，也要重视社会调查（经验研究），能够放低姿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的站在农民（工）的立场和视角上去看待和处理问题。而事实上我们每年的支农（工）活动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犯过很多错误的，并且有时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自我教育与团队自觉
在“后五四时期”，这一批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自身对要加以改造的社会实在了解太少了，在爱国动员的过程中，他们同时面临着双重困难：自身对启蒙思想理解的肤浅和民众对他们启蒙号召的漫不经心。同时，他们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昏睡不醒的根源，并且认为中国人的心灵积习必须加以改造，带着这一种获取新知识使同胞们得以摆脱沿袭已久的不正确的世界观的责任感，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自我教育之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留学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而在这一批五四新青年中尤为可贵的就是他们的团结一致，共同的肩负着社会和文化启蒙的双重职责，进行着团队学习和自我教育，从而使启蒙思想得以处于社会革命的前沿。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支农（工）社团发展对人员的高标准要求与社团人员的更替过快之间的矛盾是学生社团发展的根本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强烈的自我教育意识和团队学习自觉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团队保持和提高实践、理论水平和凝聚力关键所在。
小结
如果用一句话来做个小结的话，我认为当代支农（工）社团发展的道路就是“思想领先+群众路线+团队学习”。对比五四时期的学生社团，我们会从中受到很多的启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支农（工）社团就是当代中国的五四社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范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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