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自觉与文化自信——社团存续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基础

第一、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我们不能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认为“好的”或“要得的”看作文化，而把我们认为“不好的”或“要不得的”看作不是文化，而是“历史中的偶然”。

第二、文化包括层进中的各层。所谓“物质”和“精神”这样简单而又粗疏的二分法不足以相应地特指文化的内容。

第三、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在变化中。只是其变化十分缓慢，生活在其中的分子无法明显的感受到而已。

第四、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

借用上述的总结，并加以具体化，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文化特指那些“好的”、“要得的”、“变化的”和“精神的”文化，更加确切的指定，我们下文会有论述。

下面我们接着谈一下“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我们先看一下他是如何定义的：

“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他又有说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会。”

——《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学术反思的主要成果，首先，这个概念是费氏在反思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晚年的费孝通开始认真梳理自己的学术历程，他认真的研读自己以前的学术作品，为了探索其思想的来源他又重新阅读他的几位老师——吴文藻、潘光旦、史禄国(SergiMikhaiLovichShirokogorov)、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的作品，对他们的理解有所全面，然后，他又很自然的联想到必须对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体所生存的文化进行一个反思，紧接着他又阅读了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人的传记以及相关作品，补了一下传统文化的课，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日益频繁的冲突和联系，也不断地向他提出问题：21世纪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中国文化面临着哪些压力？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引出了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费氏的治学路径倾向于从实际出发，并不特意做学院式的理论思辨，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法论的创设上贡献良多，他一生治学从村社到城镇再到区域，至晚年愈发宏大，不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重要命题，而且在不同文明的共存和发展上也提出了方向性的见解，文化自觉的这个概念主张文明的多样化，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很显然，这个概念是不能用来解释一个学生社团的存续的，之所以有人对此加以引用和宣扬，大概有两个原因：1.我们渴望为这个学生组织找到气象宏伟的语词作为其合理性依据和精神提升的标尺；2.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很多概念及其适用范围的误读。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表示呢？我主张换成中性词“群体自觉”，具体到我们社团，即理想主义青年对其群体的来历、形成过程、社会地位、所具有的特点和承担的使命等要有“自知之明”。

从历史中寻求依据

我们要拥有群体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力，可以从经典文本即历史中寻求依据，就青年学生这一群体来说，由于其分化的可能性较大，利益和思想主张还在层层演化之中，所以我们很难确切的对其历史进行叙述，而只能在一些相类似的组织或运动中撮其大端，以助于我们比较和改进。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以简略的分为两类，一是传统文治政府中一批从儒家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道德追求与社会理想出发，规矩政治和社会风气的知识分子，他们或直接参与政治斗争，以“君子”自居，犯言直谏；或聚集在野，褒贬时事、臧否人物，以“清谈”为务。著名的有汉魏之际的太学生运动和晚明的东林党运动等等。这些事例由于在运动方式和志趣上与我们根本没有可比性，所以就叙述到此，不加以展开，但是他们身上体现的对社会现实和公平正义的关注和实践，值得我们青年学生仰望和追慕。

一类就是五四时期的社团，这是近代学生社团的发端，不可否认在社会背景、成员素质等方面和现在相比都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精神旨趣、组织构建、人员要求等方面对我们都有着不小的启示。通过查阅一些原始资料我们简要的比较一下五四时期几个著名社团的宗旨、理念、机构等，以区分异同，找到相似性以缓解社团存续在意义上的焦虑，也要找到相异性以加强正反两方面的深入对比和反思。

下面我节录一些当时的原始资料，以便于大家对这些社团有更多了解。

1.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

该团本月十一日，会在东、南、西北四城宣讲所演讲。兹将其演讲题目及讲演员列之如下：

实地作去——杨真江；知识与快乐——张国焘；青岛问题——陈泮藻；自尊——李荟棠……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高绍珠；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丁肇青。

2.新民学会紧要启事

本会同人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友个人对于会之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自身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随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

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二日

在这里大量摘录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上溯近百年前中国青年学生因社会现实的激发而成立性质不同的进步社团的行为，为我们自身找到历史依据，做到“有本可依”，关注社会现实从而成立社团是一种好的传统；另一方面，通过介绍以更全面的了解五四时期的著名学生社团也同样存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例如，会员价值的多元化、资金紧张等等，以缓解那些暂时没能解决的问题带给会员的负担和焦虑；最后，希望通过对五四学生社团的研究能类比我们自己，从而有助于增强群体的自觉，探求我们的地位、任务等等。

社团文化的再剖析和自信力的来源问题

认真阅读了五四时期一些著名学生社团的资料之后，尤其是傅斯年对新潮社的思考中所说，大家源于共同的知识而结合，没有太多私人感情羼杂其中。通过比较我懂得了一个优秀学生社团的集结，必须以精神上的结合为核心，才可能最大限度地贡献社会。可这样一来就无可避免的需要缩小规模、改进入会程序、提升思维水平和自我觉醒程度等等。

我们社团的文化经过频繁讨论，基本上已经可以划分为社会责任意识、团队精神、爱心精神和个人成长意识（07级付来友首先明确提出）等四个方面。从我们社团的宗旨和立意上看，毋庸置疑，社会责任意识应该是社团凝结人心的关键，应该是核心，但是我们却出现了一些悖论，大约一年前我曾这样描述这个悖论：

1．社团文化控制力减弱，为了调和多元化思想，逐渐向个人成长方面偏转。这种转变带来了最主要一个悖论：一方面社团成员不满于现实（社团工作缺乏共识、执行难、层级分化严重、理论实践缺失等等）而大声疾呼要保护社团文化、追寻创始者朴质敢为的精神、贯彻社团传统；另一方面却认为社团承载了太多的道德，以至于每届人必须在个人就无法成为合格的精神上的“三农人”时，还要在一切行为举止上对会员进行随时随地的教育与强化，所以呼唤个性自由、思想自由的声音也异常强烈。

2．会员与社团依存关系的转变，由重社会意义型转变为重个人伦理型。（有省略）

3．对社团本源文化信仰的削弱，加重了我们做工作的难度，降低了激励效果。（有省略）

4．自身倡导的理念和实际操作要求间的龃龉。例如，读书要求与社团繁芜的管理活动之间的冲突等等。

 “现在社团徘徊在历史与现实、精神追求与现实困境之间，制度不灵、活动失措、压力高涨，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也许是社团中不少人的真实感受吧？虽然有上述或者为述及的种种问题，但是我还是对社团的存在本身以及她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的信心从哪里来呢？

来源有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中一直都有一种经世致用的主张，这种主张在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彦李学派中体现的较为明显，这些先贤们对知识的来源和功能的论述，告诉我们唯有不断深入实际中去才能获得自己的知识，唯有把知识应用改造社会之上才能更充分的体现其价值，所以我们做得心安理得；其次，农民是中国国民的最大多数，口中终日喊着关注社会，却不能对农民报以同情和理解，岂不是自欺欺人？最后，通过社团的倡导和个人的实践，我们会增强奋斗的能力和勇气，无论对于学术，还是事业，在身边战友和一些理念的支持下，我们都能全力以赴。

关于社团以后发展我有以下几点预测：

一、社团一定还会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走，既然是正义、有前途的事业，我们年轻的战友感受到的必然是青春的激昂，不会是无奈的压抑，争论应该是如何使人生更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找不到意义，如果社团的大部分人感到的是压抑而不是满足，我认为我们社团就是失败的，就是压抑人性的。

二、社团要往更高层次发展，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会员具有更宽阔的视野、更开放的胸怀，更平稳的心态，社团不应该成为一种道德的代名词，应该是个人优秀人格集成的堡垒，不应是个人逃避凡俗生活的避风塘，反思意识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沉浸在反思困惑之中，我们应该积极乐观地生活、认知。

三、历史可以明智，社团的历史凝成了文化，但是历史是为现在和未来服务的，我们不能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社团发展方向的标杆，也要降低社团发展中部分的家长式作风、经验优先论、强势话语权的出现频率。

希望这些论述，能够缓解战友们的焦虑，增强自信心，唯有每个会友对个人的未来、对社团的未来有信心，我们的社团才有好的前途，我们自身才有个好的前途！

陈高争

201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