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大觉寺村调研报告

引言：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该体制建立之初，确实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极大支援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更是实现了连续七年的大增产，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但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农业增产不增收，解饱不解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家对户籍管理的逐渐放开，开始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趋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农民工。而随着大量人员外出务工，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土地抛荒无序流转、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贫富差距扩大、城市病等——越发突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瓶颈；再加上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家对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已成为非常必要的现实需求。200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为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2009年4月，河南省政府把信阳市作为全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信阳市委、市政府把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促进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破解农村改革发展难题的载体和重要保障，开创了“信阳模式”。目前，信阳市已注册的农机专业合作社381个，入社社员1.5万，拥有各类农机1万多台，每个专业合作社流转或承包土地规模少则2000多亩，多则5000多亩。为此，我们就其中的农机省级示范村——大觉寺村，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调研，调研采用“问卷+访谈”式。

 大觉寺村庄概况

大觉寺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共3043人，720户。其中贫困户262户，约1000人，绝对贫困户36户；有71.6%的人口在外务工（2008年统计），人数接近2100人；在家老人60岁以上370人；学生约500人；25～50岁的青壮年人平时不到50人，村中多为60～80岁之间的老人，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村委（支书、主任、文书、治安主任、基层专干）有5个，年龄多在50多岁，村中有党员56个，在家党员29个，平均年龄50岁。村庄形状为：两边小，中间大。土壤类型主要是两合土（沟地、泛田），土壤联合地（湾地、泛地、泥沙混合），适合生长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还有玉米、大麻（黄麻、红麻）。村中土地面积1669亩，沟塘（蓄水沟、养鱼沟100亩、流水沟）面积200亩（一个队有30亩），村人均耕地面积0.55亩，村所在乡洪埠乡人均0.8亩，现已流转土地1223亩。围绕村正常灌溉水利设施有20条，大大小小（2000米、1400米、2500米等）有7000多米。村中设有医院1个，商店4个，娱乐场所（村委大院门前广场）1个，存在相当部分信仰基督教群众（年龄多数在60～80岁之间），文化基础十分薄弱。村中原来有一所小学，后来被卖给私人，现无小学，学生上学要到较远的乡镇小学。村庄房屋建筑从空间和外貌大致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分布在地表相对崎岖的土地上，多数为无人或少人居住的土房，较破旧，道路崎岖不平，几乎无一条平整开阔的路；一部分分布在相对平整的平地上，多数为平房，也有一部分楼房，距村庄硬化干道较近。孙志国从1974年至今，一直担任村支书，真抓实干,带领本村由1974年的“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在全乡排名倒数,发展为该乡一类村、扶贫开发村、土地流转示范村,受到群众和政府的一致好评。

 外出务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就业岗位的增加及农业自身吸引力的下降等各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大批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他们往返于农村与城镇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农民工。下面，我们对大觉寺村的外出务工情况做一下具体的分析。

一、基本情况

通过支书座谈、老党员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大觉寺村外出务工的一些基本情况，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格了解其概况。

时间	80～85年间	85～90年间	90～95年间	95年后	现在
所占比例	30%	40%	50%	60%	70%以上

主要务工地：北京，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70%以上,其他人主要去往郑州、山东、天津、上海、无锡、广东等。

从事行业：在北京主要以收废品为主，占在北京从事行业的70%以上，开点（废品站）的占10%左右，其余的有经商的、卖建材、百货、蔬菜、养殖的等。

大觉寺村在1981年左右土地分田到户，当时人们种粮积极性较高，说下地时都下地，说闲时都闲。但由于人多地少（人均只有0.55亩),粮食不够吃，在80年代中后期，一些年轻人选择外出谋求生路，以20多岁的男子为主。首次出去十一二人（以队为基准），这是第一批出去的。1991～1992年间，等第一批人在外挣到钱回家后，一些亲戚朋友看外出比在家种地强多了，就联系第一批人出去了，出去了十几户，年龄在30多岁，这一部分人多和第一批出去的人有关系。94、95年间生意较好做，因为那时去北京的人较少，平均每年能挣万把块。95、97年，女的去的比较多，这时多是男方在外生意做好了，就把女方接去，带上孩子。这时，生意小的也可挣到一万多，多的如开大点的一年能挣六七万，年平均可挣两三万。第三批在2008、2009年间，出去了十几户，这时候村里边该出去的已基本出去完了，这时生意已不如以前那样好做，去的人较多，但一年平均也能挣万把块钱，高的有两三万、七八万不等。第一批出去的子女中，有在80年代出生的，现在有的在北京上学，有的帮爸妈做生意，装卖废品等。当出去的这几批人中，经过几年的打拼能顾及过来的话，有的想要把家里老人接过去，可老人有的不愿去，说城里没有家里方便、家里还有地、有公差、北京天冷、和子女们吃饭吃不到一块、城里住着不舒服、家里要有人与新的政策（合作医疗、土地流转等）接头等。

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为大量农民工进城提供了客观的条件；1984 年国务院又推出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小城镇落户的政策, 第一次为农村人口有条件地进入城市亮起了绿灯。通知公布后, 数百万农民进入城镇常住、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推动了城乡经济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这正好和大觉寺村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时间相吻合。随后进入21 世纪以来, 中央加大了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2001 年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全面推进。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 户籍制度也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这也为该村村民越来越多的流向北京、上海等地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当然，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完善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造成了人户分离的现象, 出现了“农村不问, 城里难管”的现象，我们应该辩证的看问题。

（二）具体从农户的切身利益出发：人均0.55亩的耕地面积，养家糊口都很难，更别说发家致富，农业吸引力明显下降，外出务工收入与种地收入对比悬殊，这也是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的现实选择。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

注：该村种植分旱地和水田，水田一般只种植水稻（5~9月）、小麦（9~5月）；旱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

由上面统计不难看出，农民精耕细作，辛苦一年换来的不过也就两千多块钱，且据笔者调研所得，当地粮食大多数用来自给，只能解决温饱和饲养少量牲畜（鸡、鸭、牛等），根本满足不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孩子上学、养老、看病、婚丧嫁娶等），卖粮的只是一少部分种粮大户，而外出务工（以去北京为例），一年少则挣几千块、万把块，多则三两万，甚至七八万（少数）。一位老乡这样说：“只要有点能力的就出去谋生，在家咋办？在外就是拾破烂也不愿在家呆着。”

（三）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发展，使得过去需全家人投入劳动现在只需几个、甚至一个人就能完成，再加上农业生产季节与经营季节的相对分离(真正的农忙季节合起来不过一两个月，而剩余的5～9月之间多为作物生长季节），使得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也是农业自身发展的产物。该村在80年代以前几乎全部用手工耕作，有牛的用牛耕地拉石磙脱谷，没牛的人工刨地用手锤稻踩水灌溉，劳动强度大，人数多，全家人几乎全年都在地里劳作，农忙时播种、收割；农闲时到地里除草、浇水、上粪等。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一些农用机械，从而逐步的减轻了劳动力，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了便利。1985左右出现了手扶式进行耕地脱谷，也有用拖拉机的，用柴油机灌溉，数量虽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2003后出现收割机，2005年左右用电灌溉，2008年出现了插秧机，这些都极大的减轻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减少了劳动力数量，为农民工进城创造了必要的物资条件。

积极方面：（一）从大的方面来说，大量人口外出务工，为国家的城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极大支援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二)从农民角度来说，家庭中的养老、子女上学、以及自身生存等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外出务工收入，同时也为发家致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三）ዎ相对隐性角度出发，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走向城市，走向相对发达、开放的地区，使农民接触到新的天地、新的生活、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为农民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提供了一定条件，同时也为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培育村庄能人，带领村庄致富提供了潜在的可쏽性。

消极方面：（一）年龄断层：大量人口外出务工，直接加剧了农村老龄化趋势，在家人口出现了两极分化——老人和小孩，“空巢老人”、“留守儿童”、“38（妇女）、99（老人）、61（儿童）”这些新名词的出现，正是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现实问题的形象反映。在调研走访过程中，我们也深切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村中许多年轻人一出去就是两三年、甚至一二十年，一些老人独自一人在家，只能以猫为伴，老人是孤独的，孩子在老人面前是沉默的……（二）农业方面：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村庄的多为年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大量土地抛荒或无序流转，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三）村庄建设方面：转村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了部分村落的破旧不堪、年久失修、崎岖不平，给人以没落感，空洞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村庄主要建设者——青壮人员长期在外出有关。（四）精神文化、宗教信仰方面：通过调查发现，该村文化基础相当薄弱，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过年过节也从未举办过节目、戏曲、晚会等，唯一一个娱乐场所是村委大院门前的一片空地，设有几个活动器材，一年除了刚过完年天气暖和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人或四五十岁的人尚未外出时，会在哪里哼唱两句外，平时几乎没人在公开场合表现自我；另外，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在走访过程中发现许多村民家中贴着耶稣像，门上挂着信教对联，进一步了解得知，该村有两个教会，全乡有四五个，每周日聚一次会，平时包括周边村人聚一次有400多人，过年多至千把人，年龄主要在60～80岁的老人，也有部分妇女、年轻人。人口大量外流的的过程中，是否也造成了村庄文化的流失？

 

一、基本情况

合作社总老板徐华平，于2009年6月投资40万组织开办了飞翔农机合作社。.国家给合作社补助一台插秧机12万，鼓励农业试验区，辅助贷款，由公家出头贷款十多万，且有农业局局长经常下来分管指导。现在老板合伙人有一个，叫李永友，原来是开三轮车拉砖运沙的，没有种粮经验，和徐华平是战友关系,成立合作社时出资约12万，主要帮忙管地，农忙时找零工，找管理人员等，但办事不牢，生活较奢华，一定程度上用人唯亲。助手：两个城关的，每人向合作社投资20万，平时不参与田间管理，二人和徐华平是同事，开移动公司的。长期管理人员：村支书干部、村组长、村民［主要来源：五队2个（张学民—李永有孩子的舅，张全才—李永有外甥女的老公），六队1个（六队杨队长，有插秧机、收割机各一台），八队3个，九队2个，十队1个，主要进行日常田间管理，看水、护田、打药、割草等，采取一人划一片管理］，一人一个月500元,农忙时期,请机器收割(60元/亩)播种,还要找雇工插秧(50元/天、)施肥(40~60元/天、)扛口袋(一口袋一块钱,或一天40～60元不等)等,各项支出由徐华平定价。据六队杨队长介绍,他是2010年3月4日加入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理事,入社未签订合同，想退社打个招呼即可，没有书面形式,四个老板退了两个,留下两个城关的(徐华平和李永友),办公地点占地有十几亩,周围有十个温室大棚(60多亩),杨队长加入合作社一年来,开了两三次会议,是有关干活的,开会人数70～100不等,也有农机局来的老师讲怎么操作农机,帮助群众购买机器,09年成立合作社时没有机器,现在合作社总资产100～200万(院子厂房机器),有200多台机器,而真正属于合作社的只有一台(国家补助的价值12万元的插秧机),其他的机器平时可以自愿放在合作社,但遇到国家检查的时候就把机器全放在那里10～20天,放一次合作社给一二百块钱,杨队长不参与日常事务,只是在农忙时用自己的机器在合作社地里干活(收割播种),按收割耕种亩数获取工钱,一年也就在那里忙一两个月(六月和九月的收种时期）。他的两台农机长期停放在合作社大院里，他是合作社的理事，流转田中很多农活是他承担的。合作社经营主要分日常管理和农忙经营两种，日常有长期管理人员管理；农忙时，主要采用机械化耕种、收割，并辅以临时雇工。村民对合作社内部情况相知甚少。

二、运营状况

合作社承包的土地是土质相对好的水田，一般只适合种一季水稻、一季小麦或油菜。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之后，合作社将流转过来的土地全部统一整治，拆掉田埂，整合沟渠，进行集中平整，把小田变大田，使每100亩地能多出15亩来，平整主要道路，以方便农机下地,合作社利用多整理出来的土地建起了十座蔬菜大棚，雇佣村里的闲散劳动力来管理。转村时发现，该村一些田地里除了稻茬以外什么也没有，原来，按当地习惯，一年一般只种一季稻，下半年田地就闲着，撂荒的地上每到秋冬季就留下一片苍白的稻茬，当地人称之为“白茬田”，“多种一季作物，收入能多些，但是很有限，且劳动强度太大，还不如出去打工呢。”人们如是说。而合作社利用机械化优势，增加种一季小麦或油菜以实现增收，并把所有的田地加入了农业保险，以降低经营风险，投保农业政府还给予3元/亩的补贴；田间管理上，合作社有专门的人负责，上千亩的土地只需几个人就可以；原料采购上，合作社统一购买种子、化肥，由于量大，价格比农民自己买的便宜；耕种、收割上，由于采用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机械化作业，成本比农户自己请机械收割、翻种降低了30%（收割由单户65元/亩降到52元/亩，犁地由50元/亩降到30元/亩，插秧由80元/亩降到60元/亩，支书提供）；市场销售上，合作社负责大批量销售粮食，在市场竞争中更具竞争力（曾出现粮贩为了垄断收购粮食而打架的事件），作物收割阶段，粮贩直接把车开到地头收购，减少了农民自己售卖粮食时来回的运费。大家想合作社规模经营有这么多有利条件，一定会实现很可观的收益，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2009年9月1日，合作社经村委与农户签订合同，等农户水稻收割完后，合作社开始大规模平整土地，直至10月中旬开始播种小麦；到了次年，也就是2010年5月初开始收割小麦，收完麦后，开始找机器整麦茬、靶地、上水，5月中旬下秧苗，6月上旬栽秧，9月底才开始割稻（正常农户9月10号左右收割完毕，合作社晚收面积80%以上，收成每亩比正常农户减收了300~400斤）。收完稻后，合作社只简单的撒下野荠灵（是一种绿色肥料，长到下一年春天4、5月份，会在地里腐烂、发酵，可增大土壤肥力，之后，栽下秧苗，秧苗会疯长。）那么，合作社为什么会出现晚种晚收亏损近半的现状呢？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三、合作社亏损原因

（一）规模经营耗资耗时。09年9月份，农民收完水稻后就可以在未流转的土地上种植小麦，而合作社却要大规模的平整土地，修沟建渠，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导致小麦晚种，而到小麦收成的时候，因小麦规模太大无处摊晒，合作社就等到小麦在地里晒干后才用收割机收割，期间还要找临时雇工扛口袋，又耗费了一定时间，一ꋻ列原因导致小麦晚收，水稻晚种。合作社雇用种田的人少，播种、收割、打药等都需要临时找人干，插秧机插秧不齐也要找人去补，这些环节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延误了农时。

(二）缺乏种粮经验与专业技术人才。小麦收割完后，开始买秧苗进行大棚育秧，一般农民买的都是大秧苗，而合作社买的却是小秧苗，由于大棚室内温度过高，第一次育秧失败，又进行第二次育秧，结果耽误了插秧时间；秧苗插上去以后，李永友去县邮政局买了3600元的除草剂，而这些除草剂是针对大秧苗的，合作社种的是小秧苗。当李永友问邮政局打大秧苗的除草剂能用于小秧苗不能，邮政局说可以，结果打下去之后，把秧苗压死了90%，农业专家建议往地里放水打解毒药，按要求，秧田撒上除草剂以后，七天内不能放水，而合作社三天后就往地里放水解毒。结果，秧苗活了，草也活了，后来合作社农田里的草稗子是农民田里的数倍，被当地人戏称为“稗子田”。（此事件引来县农༚局局长、邮政局鵀长、质保站、公安局及各卖药商户，矛头对准县邮政局（代卖农药，说搞三农，为三农服务，由于没签合同，邮政局赔合作社11万，合作社损失了40万）。

（三）田间管理不善。合作社平整土地高低不一，导致放水后旱涝不均，用插秧机插秧后，秧苗不全，大小不一，或旱或涝（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农机科技的薄弱、不成熟性），合作社也不及时找人补秧，找的人也不用心去干，后来的除草问题也是如此。

（四）搞形象工程。遇到上面下来检查的时候，李永友临时雇工拔草，只拔外边领导能看的到的地方，里边的草却是疯长一片，平时也没有人去管，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加上返青稻晚熟半个月，推迟天寒，稻穗都瘪了，又遭遇稻苞虫，打药也打不死，结果亩产量只有600斤（当地平均产量1000斤），村民在9月10号左右收的，而合作社9月底才收的稻，晚收面积80%以上。

（五）缺乏民主、科学管理。在用人上，任人唯亲，如合作社日常管理人员中，五队的两个都是和李永友沾亲带故的（张学民是李永有孩子的舅，张全才是李永有外甥女的老公）；用工上，有失公正，如给扛口袋工钱，若是和李永友关系好的，就50元/天，其他的就给40元/天；管理上，不善听取别人意见，如村支书、县领导多次建议合作社加强田间管理，请一些农业专家长期指导，而合作社却一直不采取有效行动。

（六）不擅合作，缺乏有效地监督激励机制。合作社运行很不规范，入社退社自由，合作社与村民甚至是社员之间，说白了，只是一种雇佣关系，一个干活，一个给钱，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缺乏有效地监督激励机制；另外，合作社入社门槛过高（要么有3万以上的资金支持，要么有大型的收割播种机器），村民参与度很低，大多数农民不了解合作社，只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彼此间缺乏认同感及合作的平台，导致村民在合作社中工作不用心，村民中好的种粮经验也得不到合作社吸取和借鉴，致使合作社在种粮过程中出现常识性错误。

（七）种粮成本大，流动资金少，拖欠工资，造成诚信危机。下面我们不妨结合合作社从2009年6月建社到2011年年初（也就是我们寒假走访间）的生产经营情况来对其运行成本及收支状况做一个粗略估算。根据该村党员干部及村民的介绍，我们得出了不完全的统计如下：

以上只是对合作社在农作物收种方面做了不完全统计，其余的还有如日常的田间管理，打农药、上水、修路、除草等，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还要支付10个常工每月500元的工资，一年下来也得五、六万，再加上领导不时下来视察，请客、搞形象工程（合作社临时雇用机器放置车辆、雇人清除地外边的草）等，也得耗上一两万，更不要说一年不管收成如何都必需支付给村民不少于600元/亩的现金，单这个粗计下来，一年都要72万，所有的这些加起来，一年下来合作社要投入一百多万！若按正常年份，水稻亩产能达到1000斤，小麦能达到五、六百斤，一年的产出会达到180万左右，这样合作社兴许还能挣上六七十万，但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合作社从一开始运作就面临着一系列这样那样的问题，致使最终严重的减产亏损，以致拖欠工资，引发信用危机（其用工时不能及时支付工资，说等粮食收成后再给，可由于合作社亏损严重，粮食收成后，至今也给不上工钱，有些农民气愤地说；“不给钱就不让他收割庄稼”，还说：“以后合作社地里再忙，就是没事坐着也不给他帮忙！”还有不少村民担忧合作社运行不下去，不能享受每亩地600元的报酬）。

四、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利弊分析

（一）合作社规模经营：规模经营，平整土地，整合沟渠，把小田变大田，有利于农田水利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从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方便农机下地，降低使用农机的成本，另外，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生产效率的提高，如：合作社所用的化肥是统一调配的配合肥，有利于提高单产，打药、放水能及时统一进行，避免了单个农户打药、排水时间不一而造成的治虫无果、交通不畅等现象；销售上实行统购统销，购买数量大价格上有优势，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曾出现粮贩为了垄断收购粮食而打架的事件，作物收割阶段，粮贩直接把车开到地头收购，减少了农民自己售卖粮食时来回的运费；合作社把所有的田地加入了农业保险，投保农业保险政府还给以3元/亩的补贴，这就降低了经营的风险，有利于将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引向农村，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另外，规模经营也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一次变革，加速了该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步伐，客观上也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但也应看到合作社规模经营尚处于初级探索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规模经营，耗资耗时，易延误农时，种田风险加大，运行成本过高，种植结构单一，农业生产经营周期较长，缺乏流动资金，缺乏种田和田间管理经验及农业科技支撑等。合作社的健康运行尚待国家给以明确的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另外基层专干要慎重选取农村致富带头人，保证集体资产的安全有效运行。

（二）农户家庭经营：精耕细作，产量高，且经营灵活，可生产多种经营，如农民日常除了种植水稻、小麦外，还可以种植玉米、红麻、黄麻、蔬菜等，经营总成本相对较小，风险较合作社规模经营小；另外家庭经营还可带动家庭养殖、渔业等副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特色经营的形成和发展；且在当今农村社会保障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家庭经营承担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作用，有利于农业、农村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现代农业的要求，农户家庭经营的弊端也越来越凸现出来，土地过于分散、袖珍化，致使农业机械化、科技化推广困难（如病虫害的防治、良种培育、科学施肥等）、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农户单干，抗市场性差，缺乏市场主动权；且由于家庭经营规模过小，即使单产再高，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不可能发家致富，这也是大量农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因此，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探寻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已成为非常迫切的现实需求。

 

一个大觉寺村折射的是整个农村社会和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大量人员外出务工，是我国农村所面临的普遍现象，土地流转则是国家基于大量外出务工所引起的土地抛荒、无序流转等现象所做出的一项必要政策，而合作社则是土地流转后，对新的土地经营模式的一种探索。然而，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量外出务工所引发的土地抛荒、养老、儿童教育、城市住房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土地流转的潜在风险，合作社的有名无实、艰难探索，这些都在考验着我们的决策和行动，探索农村改革发展之路，弘扬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当然，改革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知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及农业自身吸引力的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农村要发展，首先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然而这个转移必须建立在符合国情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上，转移后的农民必须要得到合理的安置，不仅要满足其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还要妥善的解决其住房、养老、医疗、儿童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客观上要求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农民工享受同城市人同等的国民待遇，它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支撑；当然转移也要有一个科学、合理、可持续的方向，不能说大家都涌向像北京、上海、广东等这样的大城市，以致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这就对我国东中西区域间、城乡间发展的平衡性提出了挑战；这个转移可以伴随着土地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及城乡间、地区间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与发展；等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合理安排之后，就面临着农村接下来该如何走的问题。下面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个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加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为农民工进城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使其享受与城市人同等的国民待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有效转移及合理安置。

（二）加快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实现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深入推进农村医疗、养老保险、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改革，使之成为覆盖城乡、泽被后代的全民事业，为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坚实的社会保障，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真正的实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市场，稳步推进土地流转政策，严格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促进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同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五）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实现土地的效益最大化，根据地区间的差异性，可结合当地实际探索适合地区发展的土地经营模式。笔者认为，目前大的方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规模化经营，一种是适度规模的特色化经营；且针对目前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尚处于初级农场品生产销售阶段，农民农业收入远低于农业产业平均利润现状，政府或社会中关注三农的有志之士，可积极鼓励、支持、引导农民转变思想、加强合作，勇于探索新的土地经营模式，如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收购、深加工、市场销售等产业化经营，同时，坚持探索绿色、生态、安全农业，将农业真正的做大做强。像大觉寺村的飞翔农机专业合作社，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初级的规模化经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它更像一个不规范公司制企业，村民、社员与其只是简单的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未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致不能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制约监督激励机制，合作社的亏损也是再所难免的。当然，万事开头难，应看到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低级的、极不完善的探索阶段，一方面合作经济组织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给以高度的重视和鼓励，加强合作经济组织相关的立法，使其规范化、法律化。对合作社进行正确的支持和引导，但要注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坚决避免“政社合一”，真正做到“民办、民管、民受益”。

（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认真落实传达党的政策、措施，不断地的解放思想，提高村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另外，也要积极探索符合本村特点的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集体致富之路，同时注意加强村中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村民文化业余生活，提高幸福指数，做到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七）大力加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重塑农村金融体制，建立一个真正服务农村、利及农业、恩惠农民的农村金融体系，以解决农村金融机构严重缺失现状。

（八）建立健全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努力开拓农业科技、农资、农田水利、农产品营销、物流配送、劳动力培训转移、文化产品传播、农村诚信保证等一系列配套体系，形成以涉农公共资源为基础，以普通农户需求为中心，多方共赢为动力的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农户与市场对接机制，使千千万万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结合起来。

农民，这个在中国拥有8亿多人口的庞大群体，却长久以来被定位为“弱势群体”，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弱势？又是什么使他们安于弱势？“农村，生我养我养我的地方。”我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农村，更适用于城市！希望全中华儿女都能铭记这句话，能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是谁铸就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谁在风雨里撑起一片晴空，我们又是如何看待和对待生我养我的地方，又为她做了些什么？

愿结天下志士，汇爱农之心，集百家之智，成强农之势，以昭公平正义于天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谨以此表吾志。